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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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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dangdaizazhi)

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名单

(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中篇小说奖


《世间已无陈金芳》 石一枫

《十月》 2014年第5期


《蘑菇圈》 阿来

《收获》 2015年第3期


《李海叔叔》 尹学芸

《收获》 2016年第1期


《封锁》 小白

《上海文学》 2016年第8期


《傩面》 肖江虹

《人民文学》 2016年第9期

短篇小说奖


《父亲的后视镜》 黄咏梅

《钟山》 2014年第1期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长江文艺》 2014年第8期


《俗世奇人》(足本) 冯骥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出警》 弋舟

《人民文学》 2016年第7期


《七层宝塔》 朱辉

《钟山》 2017年第4期

报告文学奖


《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李春雷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年5月


《西长城》 丰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许晨

《中国作家》纪实版 2015年第11期

作家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2016年4月


《大森林》 徐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乡村国是》 纪红建

《中国作家》纪实版  2017年第9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诗歌奖


《去人间》 汤养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8月


《落日与朝霞》 杜涯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沙漏》 胡弦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8月


《九章》 陈先发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


《高原上的野花》 张执浩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

散文杂文奖


《山河袈裟》 李修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北京:城与年》 宁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


《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娟

花城出版社 2017年11月


《流水似的走马》 鲍尔吉•原野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


《时间的压力》 夏立君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2月

文学理论评论奖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 黄发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0月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

几个问题》 陈思和

《文学评论》 2016年第6期


《必须保卫历史》 刘大先

《文艺报》 2017年4月5日


《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

相关问题》 王尧

《文艺争鸣》 2017年第12期


《文坛新观察》 白烨

作家出版社 2017年12月

文学翻译奖


《火的记忆 I:创世纪》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

西译汉 路燕萍

作家出版社 2014年11月


《潜》

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法国)

法译汉 余中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2月


《贺拉斯诗全集》 

贺拉斯(古罗马)

古拉丁译汉 李永毅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12月


《疯狂的罗兰》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意大利)

意译汉 王军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转自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

【2018年】第3号


祝贺获奖者!

祝贺《当代》编辑石一枫

《世间已无陈金芳》获中篇小说奖!



作家、《当代》编辑石一枫


《世间已无陈金芳》创作谈

当人物“成为她自己”

文|石一枫

 

熟悉城市某一类生活的朋友,可以想见我这种人小时候接受了怎样一种饲养和教养:一切井然有序,万事皆有组织安排,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之中。大人,能钻营的比老实的混得好点儿,但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孩子,在学校受宠的放了学老挨欺负,也算生态平衡。岁月不一定静好可是现世大体安稳,所以我潜意识里老觉得吃不肥饿不死地凑合着,就是生活的常态。对于写作来说,这种生活利弊参半。比如有的诤友指出,我的生活阅历不够丰富,这我承认,但转念一想,我毕竟还没麻木,因此看什么还都新鲜,往往也就能从别人司空见惯的常态里看出一点儿自以为非常的意味来。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人以玩儿嘴著称,天花乱坠的本事有,但说起正经的事儿又总会流于轻佻,丧失思考的深度,可话说回来,不少苦吟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也挺贫乏的,而无所用心之间也许自有一种高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较庆幸,已经到了被迫养活自己的年纪,尚未打骨子里认同那些充斥我们今天世道的理直气壮的逻辑。

  陈金芳这个人物,也正是从这种生活的视角里跳脱出来的。其中未免有失真的夸大和主观的臆想,体察也往往不够透彻,但对于我而言,她有她独特的意义,甚而这个意义也不是她本人所能了解的。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对时代有着那么强而有效的说明性,也不是每个人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笼罩在世道人心之上的迷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的价值平等,但人物的文学价值又不平等。进一步考量一下,陈金芳这种人就像《十月》杂志的责编季亚娅所说的,有点儿“女版盖茨比”的意思,而身边出现这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中国与盖茨比时代的美国多少可作类比。或者还可以往远了想去,这样的人物曾经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现在又轮到了我们所处的中国。为什么是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这些人又各自是怎样“成为他们自己”的?其中的流变与对照、相同与差异,似乎才是陈金芳这个人物让我们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作为一个个体,陈金芳有着她独特的狂妄、卑微与一腔柔情,但她“成为自己”的活力却是时代赋予她的。也许不是所有地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着与她一样的欲望与悲哀,或者也有,只不过恰恰是她活在了今天的中国。由此可以做出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上演跌宕起伏的剧情,我们的城市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而这才是身为一个作家所不应该忘记的前提。


世间已无陈金芳(节选)

文|石一枫


1

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第三次来华演出,我的买办朋友b哥囤积了一批贵宾票,打算用以贿赂附庸风雅的官员。没想到演出前两天,上面突然办了个学习班,官儿们都去受训了。他的票砸在手里,便随意甩给我一张:

  “不听白不听。”

  演出当天,我穿着一身体面衣服,独自乘地铁来到大会堂西路。正是一个夕阳艳丽的傍晚,一圈水系的中央,那个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闪光。苍穹之上,飘动着鸟形或虫形的风筝。穿过遛弯儿的闲人拾阶而上时,我身边涌动着的就是清一色的高雅人士了,个个儿后脖颈子雪白,女士镶金戴银,一些老人家甚至打上了领结。检票进入大厅的过程中,我忽然有点儿不自在,感到有道目光一直跟着自己,若即若离,不时像蚊子似的叮一下就跑。

  这让我稍有些心神不宁,频频四下张望,却没在周围发现熟面孔。走到室内咖啡厅的时候,忽然有人扬手叫我,是媒体圈儿的几个朋友。他们凭借采访证先进来,正凑在一起喝茶、讲八卦。我坐过去喝了杯苏打水,和他们敷衍了一会儿,但目光仍在鱼贯而入的观众中徘徊。

  “瞎寻摸什么呢?这儿没你熟人。”一个言语刻薄的秃子调笑道,“你那些‘情儿’都在城乡接合部的小发廊里创汇呢。”

  这帮人哈哈大笑,我也笑了。片刻,演出开始,我来到前排坐下,专心聆听。琴声一起,我就心无旁骛了。

  大师与一位斯里兰卡钢琴家合作,演奏了贝多芬和圣桑的奏鸣曲,然后又独奏了几段帮他真正享誉全球、获得过格莱美奖的电影音乐。压轴曲目当然是如泣如诉的《辛德勒的名单》。一曲终了,掌声雷动,连那些装模作样的外行也被感染了。前排的观众纷纷起立,后排的像人浪一样跟进,当帕尔曼坐着电动轮椅绕台一周,举起琴弓致意时,许多人干脆喊了起来。

  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一个声音格外凸显。那是个颤抖的女声,比别人高了起码一个八度。连哭腔都拖出来了。她用纯正的“欧式装逼范儿”尖叫着:

  “bravo!bravo!”

  那声音就来自我的正后方,引得旁边的几个人回头张望。我也不由得扭过身去,便看见了一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那是个三十上下的年轻女人,妆化得相当浓艳,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卡地亚丝巾。再加上她的下巴和两腮棱角分明,乍一看让人想起凯迪拉克汽车那奢华的商标。

  初看之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她是谁。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时,我才蓦然回过神来。这不是陈金芳吗?

  音乐会散场的时候,陈金芳已经在出口处等着我了。此时的她神色平复了下来,两手交叉在浅色西服套装的前襟,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显得端庄极了。虽然时隔多年不见,但她并未露出久别重逢的惊喜,只是浅笑着打量了我两眼。

  “你也在这儿。”

  “够巧的……”

  说话间,她已经做了个“请”的手势,往大剧院正门外走去。我也只好挺胸抬头,尽量以“配得上她”的姿态跟上。出门以后她问我去哪儿,我说过会儿我老婆来接我。她看看表,表示接她的人也还没到,刚好可以找个地方聊聊。聊聊就聊聊吧,尽管我实在不确定能跟她聊点儿什么。

  大剧院附近的茶室和咖啡馆都被刚散场的观众们挤满了,我们步行了半站地铁的路程,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对面找到一家云南餐厅。走路的时候,她一直没跟我说话,高跟鞋坚定地踩着地面,回声从长安街一侧的红墙上反射回来。落座之后,她又重新看了看我,然后才开口:

  “你也变样了。”

  “那肯定,都十来年了,没变的那是妖精。”

  “不过你还真不显老。”她抿嘴笑了,“一看就挺有福气,没操过什么心。”

  “还真是,我一直吃着软饭呢。”

  “别逗了。”

  “你不信?那就权当我在逗吧。”我略为放松下来,恢复了固有的口气,同时点上支烟。

  她又问我:“现在还拉琴吗?”

  “武功早废了。”

  “过去那帮熟人呢,还有联系吗?”

  “也没了。他们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们。”

  “这倒像你的风格。”她沉吟着说。

  “我什么风格?”

  “表面赖不叽叽的,其实骨子里傲着呢。”



  这话说得我一激灵。类似的评价,只有我老婆茉莉和几个至亲对我说过,没想到陈金芳对我也是这个印象。要知道,我自打上大学以后就再没见过她呀。我不禁认真地观察起这位初中同学来,而她则毫不避讳地与我对视,两条小臂横搭在桌子上,那架势简直像外交部的女发言人。

  很明显,陈金芳在等着我向她发问,比如问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曾经干过什么事儿,眼下又在忙什么之类的。然而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如今则彻头彻尾地改头换面的故人,我一贯不想给他们抒情言志的机会。倒不是嫉妒这些人终于“混好了”,而是因为他们热衷表达的东西实在太过重复。无非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顾影自怜,外加点儿“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就算把自己“煽”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也藏不住他们眉眼间那恶狠狠的扬眉吐气。只要看看《艺术人生》或者《致富经》之类的节目,你就会发现电视里全是这些玩意儿。

  于是,我故意说:“你现在不拿烙铁烫头了吧?”

  她愕然了一下:“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上学的时候呀。那可是个技术活儿,我记得你在很长时间里只剩一条眉毛了。”

  出乎我的意料,陈金芳既宽厚又爽朗地笑了:“你还记得呢?现在我也想起来了。后来我只好往眼眶上贴了块纱布,骗老师说是骑自行车摔的。”

  她的反应让我很不好意思。那种失态的挑衅更印证了我的肤浅和狭隘,而此时的陈金芳则显得比我通达得多。接下来,我便不由得说出了自己原本不愿意说的话:

  “你可真是大变样了……刚才我都不敢认你。”

“也就表面变了,其实还挺土的。”

“这你就是谦虚了,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已然惊为天人了吗?”我舔舔嘴唇,几乎在阿谀她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更加令我意外,陈金芳反而对自己避而不谈了。她简短地告诉我这两年“刚回北京”,正在做点儿“艺术投资方面”的事儿,然后就又把话题引回了我身上。她问我住在哪儿,具体在什么地方上班,又感叹我把小提琴扔了“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则被弄得越来越恍惚,也越来越没法把对面这个女人和多年前的那个陈金芳对上号。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了许久,普洱茶第二次续水的时候,陈金芳的电话响了一声。她看了看短信说:“我得走了。”

  我也欠身站起来:“那回头再聊。”

  我给她留了自己的电话,而她则递给我一张头衔相当繁复的名片。我陪着她走到街上,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这两年有点儿钱的文化人或者有点儿文化的有钱人都喜欢买这种车,前不久还有一位大脸长发的音乐人因为醉驾被抓了典型,出事儿时开的就是这一款。陈金芳走向副驾驶座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身材高挑、二十出头的男人下来为她打开了车门。那小伙子穿着一件带网眼的紧绷T恤衫,遭受过膑刑的牛仔裤里露出两个瘦弱的膝盖,看上去倒像某个高级发廊的理发师傅。他对陈金芳颔首,压根儿就没看我,重新发动汽车之后绝尘而去,气流搅得路边的落叶旋转着纷飞了起来。夜风渐凉,再下两场雨,就要入秋了吧。

  过了十几分钟,茉莉恰好也加完班,从国贸那边过来接我了。回家的路上,她问我晚上的音乐会怎么样,我随口说“还成”。我又问她今天忙不忙,她说:“这不明摆着嘛。”然后车里就陷入了沉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之间没什么话可说。

  借着立交桥上彩灯的光芒,我偷偷把陈金芳的名片拿出来看了一眼。刚才没有看清,现在才发现,她的名字也变了。陈金芳已经不叫陈金芳,而叫作陈予倩了。她的变化真可谓内外兼修呀。

 

2

  我第一次见到陈金芳或陈予倩,还是在上初二的时候。

  那天刚下最后一节课,教室里乱糟糟的。大伙儿正准备回家,班主任忽然进来,宣布来了一位新同学。但我们往她身后张望,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老师也有点儿诧异,又探头朝门外寻摸了一圈儿,喊道:

  “你进来呀。在外面哨着干吗?”

  这才从门外走进一个女孩来,个子很矮,踮着脚尖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老师让她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她只是发愣,三缄其口。老师只好亲自告诉大家她叫陈金芳,从湖南来,希望同学们对她多多帮助,搞好团结。

  学生们随即一哄而散。在我们那所部队子弟学校,像陈金芳这样的转校生,基本上每年都能碰上个两三位。他们跟随家人进京,初来乍到时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不容易熟悉了环境,跟周围人能说上话了,但却往往又要离开。日子久了,我们这些“坐地虎”就学会了对这些学生视而不见。反正他们随时会从教室里消失,与其深交又有什么意义呢?交朋友也是要讲究成本的。

  更何况这女孩一眼而知是从农村来的,长得又挺寒碜,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非我族类。我们咋咋呼呼地从她身边涌过,就像绕开了一张桌子或一条板凳。班上的几个男生跑到操场打篮球,我则倚着篮球架子跟他们臭贫。自从一次打球戳伤手指,造成半个月不能练琴以后,我母亲就严禁我进行这种活动了。就这么消磨到夕阳开始下坠,半边操场都被染红了,我才拎上书包,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往校门走去。

  这时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哄笑。我循着笑声回过头去,看见了陈金芳。她手上攥着一只印有“钾肥”字样的尼龙口袋,跟在我身后几米开外。当我前行的时候,她便迈着小碎步跟上来,当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着肩膀,紧张地看着我。

  面对陈金芳的亦步亦趋,我也有点儿不知所措。我本想呵斥她两声,让她离我远点儿,但又一想,那样可能会招来男生们更加夸张的起哄。于是我尽量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加快速度回家。

  九十年代的北京,天空还相当通透,路上也没什么车。大部分机关职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前车筐里放着装满萝卜青菜的网兜,透着一股过小日子的家常味儿。我穿过当时的铁道兵大院儿,到长安街的延长线乘上4路公共汽车,经五棵松到达西翠路,下车后再往南步行十分钟,就能看见从小居住的那个家属院了。一路上,共有三尊毛主席塑像扬着手跟我打招呼。这天我的步伐格外快,还像个没规矩的坏小子似的挤到排队乘客的前面。看见院门口那几栋红砖板楼的时候,我的身上微微冒出了汗,而一回头,陈金芳仍跟在我身后。

  我有点气急败坏地站住,等着她走近。陈金芳面无表情地朝我挪了几步,像直立的豚鼠似的两手捏着“钾肥”袋子,置于胸前。她突然对我开口:“我们家也住这里。”

  我“哦”了一声,她又补充道:“我姐夫是许福龙。”



  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许福龙就是食堂里那个特会和面的胖子。他是山东人,靠着一手做面食的手艺,志愿兵期满之后又留在了我们院儿,而且还结了婚,把老婆也弄了过来。这么说来,陈金芳她姐我也见过,就是在窗口负责盛菜那位。那是个丰满的少妇,长着一对相当霸道的胸部,夏天不爱穿胸罩,两个乳头很显眼地从迷彩短袖衫里面凸出来。打饭的时候,我总听到后勤系统的人逗她:

  “你的奶都要喷到饭盆里啦。”

  遭受调戏的陈金芳她姐也浑不吝,抡着勺子笑嘻嘻地和人打闹。由此可见许福龙两口子人缘不错。院儿里还有个段子,就是许福龙家里人口多,吃饭挑费高,许福龙便每天蒸出包子、花卷,先往肥大的军裤裤裆里塞上两斤,然后像鸭子一样火急火燎地跑回家里。天长日久,许福龙的生殖器相当于每天蒸一次桑拿,便被烫坏了,失灵了。这个段子的指向自然是陈金芳她姐,众人都认为她那对胸部“可惜了”。而我面对陈金芳,却很想问问她,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从裤裆里掏出来的热气腾腾面食,他们又怎么能够吃得下去呢?

  但这时候,陈金芳就转头离开了。我家住在东边某栋红砖板楼的一层,她则要前往西围墙边上的那排平房。后勤系统雇用的临时工都被安置在了那里。走之前,她还仿佛格外用力地盯了我一眼。

  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陈金芳。那是在吃完晚饭之后,我父亲穿上军装去应付一个突然性的检查,母亲照例把我轰进自己的房间拉琴。到了初二时,我练习小提琴已经达到八年之久,因为技艺进展飞快,在乐团工作的母亲已经不能再指导我了。为了不“耽误”我,她领着我满北京遍寻名师,并且替我作出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先拿下几个重要的青少年比赛奖项,然后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个目标无疑需要旷日持久的苦练,我关上包了一圈隔音海绵的房门,站在窗前,将琴托架在磨出了一成薄薄的茧子的下巴上。

  那天我练习的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994年,大师帕尔曼首次来华,他热情地称赞过北京烤鸭之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这首曲目,而那场演出的现场录音唱片已经被我听坏了好几张。此刻,头顶着被飞蛾搅乱的路灯灯光,我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轮椅上的帕尔曼,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颜色,则是如潮的观众们的头发和黑礼服。只不过一转眼,这种意淫就被隔壁老太太跟儿媳妇吵架的声音打断了。

  也就是这时,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借着一辆顿挫着驶过的汽车灯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的“农村红”。她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推开了紧闭的窗子,也没跟她说话,继续拉起琴来。地上的青草味儿迎面扑了进来,给我的幻觉,那味道就像从陈金芳的身上飘散出来的一样。在此后的一个多小时中,她始终一动不动。

  当我的演奏终于告一段落,思索着是不是向她隔窗喊话时,一个女人近乎凄厉的喊叫声从远处的夜色中直刺过来。那是她姐在叫她呢。陈金芳嗖地一晃,人就不见了。

   

3

  同学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集体排斥陈金芳的?

  她默默无闻地在我们班上耗一年,尽管没交上任何朋友,但却没像前两位借读生一样陡然消失,这已经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有一度,她的座位曾经空了半个月之久,大家都认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不过也没人觉得遗憾;但某一堂课开始时,她又赫然出现在了那里,仍旧沉默无语,老师一开讲,她就趴到桌子上睡觉。

  学校里的课程,她从来就没跟上过。但学习差并不是陈金芳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大家另有理由。

  理由之一,是她们家什么都吃。说这个问题之前,得先介绍一下这家人的人口构成。除了陈金芳及其姐姐姐夫这三个固定成员,那两间小平房里还不定期地住过陈金芳的妈、舅舅、叔叔婶子、表哥表嫂等人。暂居者的面孔虽然常变常新,但总的来说有一条规律,就是许福龙一直生活在外戚当道的局面里。那些亲戚有的是来看病,有的是来找工作,还有的号称什么也不为,就是见到别人“进了北京”,自己也想来“看一看”。有那么一阵,我每天早晨上学的路上,都能看见一辆平板三轮从西平房的拐角驶出来。登车的是陈金芳的表哥,一个梨形脑袋,此人的前额被产钳夹得极其窄,窄得不到巴掌宽,头顶还被挤出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车后坐着陈金芳的妈,她患有股骨头坏死,走路画圈儿;一旁跟着陈金芳的表嫂,作为梨形脑袋的妻子,此人脑袋的质量自然也不会太高,尽管形状无异,但却有轻度痴呆的症状,爱流口水。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披星戴月,干的是收废品的营生。而这也是陈金芳家族在北京唯一能够立足的领域了,她的舅舅,一个仅有的看似聪明的亲戚,曾经雄心壮志地企图挺进代订火车票的市场,后来被一伙安徽人揍了一顿,连裤子都扒了,寒冬腊月里只穿一条秋裤,满脸是血地蜷在马路牙子上哆嗦。

  关于陈金芳家人口之多、之杂乱,还有一个很直观的说法,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提供的。她装模作样地去家访过一次,回来感叹说:“窗台上只有一只刷牙杯,里面插着七八柄牙刷。”

  同学们诧异:这样一来,怎么能分清哪支牙刷是属于哪个人的呢?如果她们家人不介意混用,又何必七八把?一把足矣。但陈金芳一家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还不是刷牙,而是吃饭。在春夏之交,我们看见陈金芳她妈沿着院儿里干道上那排杨树走到头,再走到尾,一边画圈儿,一边往塑料兜里捡嫩杨花。院儿东头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树,也被她们家人“号”得够呛。那些年的八一湖还不是封闭公园,水势也大,夏天男生常常下湖游泳,这时却看见陈金芳和她姐、她表哥赤脚站在滩涂上捞小鱼、摸螺蛳,甚至用竹签子扎青蛙。

  客观地说,以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再怎么困难的家庭,大米白面总还是吃得饱的,再说他们家还背靠着食堂,还有许福龙的裤裆这个秘密武器呢。他们的自力更生,主要是为了丰富副食。再也许,他们在老家就有这个习惯,只不过带到北京来就显得突兀了。

  院儿里上了岁数的人感叹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也就这个吃法儿了。”

  更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是我们学校门口总游荡着一只交配过度,乳头耷拉到地上的野狗,这狗忽然有一天就不见了,而陈金芳家里却飘出了少有的肉香。

  排斥陈金芳的理由之二,就直指她个人了。班上的女生恍然发现,原来她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这个迹象是逐渐显现出来的。最初,陈金芳一年四季的换洗衣服不超过三套,一件洗了另一件可能还没干,必须得穿着湿的来上学。后来衣服就多了起来,基本上来自于她姐,因此不是红配绿就是粉配紫,“怯”得要命。有一次,她居然穿了一件带垫肩的双排扣西服来上学,那衣服的下摆直垂到运动裤的膝盖上,简直像个唱戏的。这衣服还没穿够半天,她姐就风风火火地追到了学校,劈头给了陈金芳一个嘴巴,然后夺过西服出门办事。而陈金芳脸上印着几道红印,还若无其事地对旁边人解释说,她姐也准备“下海”了,准备开一个酒店。过了两个月,“酒店”还真开起来了,是菜市场旁边的一个小门脸,主营包子馄饨,一群菜贩子坐在露天条凳上吃。

  陈金芳还是班上女生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第一个到批发市场小摊儿上穿耳孔的。后来我揶揄过她的烙铁烫头事件,也发生在初三那一年。那段时间,她简直把自己的脸当成了一片试验田,什么新鲜事物都敢往上招呼。她还穿过几天高跟鞋,那鞋不知是从谁家楼道里捡来的,一只鞋跟高,一只鞋跟矮,这导致她走路的时候也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像被遗传了股骨头坏死。在同学们之前,老师已经看不惯她了。“陈金芳啊陈金芳,”我们班主任说,“你们家那么个条件,还穷嘚瑟什么呀?”

  孩子的态度更要比大人极端得多,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逐渐升级的斗争运动。刚开始是班干部公然用“品质恶劣”“忘本”之类的词汇斥责她,后来是女生对她翻白眼儿,喝来斥去,再往后居然发展到了动手的地步。一些男生用跳绳抽她,用粉笔头掷她,还用扫帚把儿捅她的后脑勺。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都义正词严的,但作为旁观者,我必须得证明,陈金芳并没有招过谁惹过谁。时至今日,她每天在学校里说过的话都不超过十句。而说起虚荣,谁又没这个毛病呢?哭着喊着胁迫父母用半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一双“耐克”球鞋的大有人在。

  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你们院儿的陈金芳”,这是别人对我提起她时常用的称呼。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挤眉弄眼,话里有话。有两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女孩儿遗憾地表示:“你呀你,怎么跟那人住一个院儿啊?”听她们的口气,陈金芳就是一块时时作痒的烂疮,谁要是跟她扯上关系,那可真是人生的大不幸。



  我暗自庆幸,别人没有发现我和陈金芳之间的隐秘联系。自从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把“演奏者”和“听众”的身份固定了下来。她会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出现在我窗前的树下,我在拿起小提琴试音之前,也会望一望外面有没有那个痴痴愣愣的人影。随着我的手上功夫变得越发纯熟,陈金芳面目不清的身影也在发生着渐进的变化。她的个头长高了,轮廓的弧线也有了明显的凸出和凹陷。如果仅看剪影,任谁都会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皎洁如月光的少女。不知何时开始,我的演奏开始有了倾诉的意味,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儿”的一个时期。

  试想一下,假如不是因为这点交情,我会不会也像其他学生一样欺负陈金芳,甚至因为她“是我们院儿的”而欺负得更狠呢?我可从来没在道德品质方面过高地信任过自己。

  对于我的演奏,陈金芳当然无法做到每场必到。她们家人多活儿多,下了学,她还得到食堂帮助许福龙扛面粉,或者把她妈收来的垃圾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最长的一次缺席,发生在初三的第二学期,当时陈金芳家里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故:她在老家的父亲正在从鸡屁股里面往外掏鸡蛋,突然就一头扎在鸡窝里,没气儿了。按照城里人的知识推测,可能是突发性脑溢血什么的,但是村里人不计较死因,只在乎结果。他们描述,将死者拖出来时,脑袋上糊着厚厚的一层鸡屎,连头发都变成绿的了。陈金芳的父亲去世以后,她母亲也只好放弃了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打算回家侍弄那几亩水田,而她们家的其他亲戚也深感京城的居不易,决定集体还乡。就在这个时候,陈金芳却拒绝回去。她坚决要求留在北京。

  这个要求不仅遭到了她妈的反对,连她姐也不同意。家里的田不能不要,活儿不能没人干,而眼下,陈金芳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健康劳动力。从长远打算,母亲一定还指望着她结婚招婿,充当顶梁柱呢。况且,在姐姐姐夫这里寄人篱下,她又能有什么出路呢?留下来总不能马上到社会上去漂着,总得上学。但初中阶段属于义务教育,所以我们学校才不情不愿地接收了她这个借读生,而到了高中,别说学校不收她了,就是收,她也考不上呀。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北京就和文盲一样的。

  但是陈金芳听不进去。她像是吞了秤砣,铁了心了。家里人便开始围攻她,逼迫她,那些天里,西平房频频传来打、骂和砸东西的声音,那是一个人对抗一家人的战斗。也实在想象不出来,在学校里不吭不响的陈金芳,居然有着如此坚韧而泼辣的劲头。有一天我正打算练琴,邻居家的老太太过来还毛衣针,顺便拉着我母亲扯点儿闲话,三言两语就扯到了陈金芳身上。

  “没见过那么犟的孩子。”消息灵通的老太太感慨,“都闹腾了多少天了?他们家把她轰出去,她就窝在院儿里墙角睡觉……说是宁死不走。说来也是,外地人来了北京谁愿意走呀?在这儿受苦也比回家强……现在又打上了,窗户都砸了。”

  我母亲假客气着敷衍几句,就关上了门,但我却不知为何坐不住了。那天白天,我还在学校看见了陈金芳,这时回想起来,她的脸和身上的确都格外脏,后背上还黏着黑乎乎的一块煤灰。这大概就是露天睡墙角的结果吧。

  我随意拉了一段练习曲,便独自开门出去。母亲问我干吗去,我说擦琴弓的松香用完了,想到另一栋楼里一个练中提琴的孩子家借一块。出了门,我沿着白杨树的林阴道一路向西,很快就看见了陈金芳一家人租住的那两间平房。果然有块玻璃被打碎了,屋里的灯光像橘子汽水一样泼出来,同时还有她们家人七嘴八舌的喊叫。因为激动,所有人说的都是湖南土话,我只能听懂个大意。她妈说陈金芳“翅膀没硬就想飞”,还说她“忘本”;她姐的话更实际一点,表示已经供她吃、供她穿好几年了,以后不想再供下去,“不养吃闲饭的”。

  陈金芳针锋相对地反击,指出自己一直都在干活儿,何来吃闲饭一说?又表示留在北京,她也不住姐姐家了,“死就让我死到街上,反正你们也不是没把我轰出去过。”她越说越激动,同样的意思颠来倒去地重复了好几遍,最后干脆变成了尖厉的叫喊。那简直是泣血的哀号,虽然站在远处,我只能看见她颤抖不休的身影,但我猜想,她的表情一定是目眦欲裂的,甚至仿佛从嘴里长出了獠牙。

  她喊得最响的一句话,是用普通话说的:“你们把我领到北京,为什么又让我走?为什么又让我走?”

  这么喊的时候,她好像把体内所有的气一口喷出,随时都会晕倒在地。而没过两秒钟,陈金芳就真的倒了。她姐姐抄起了一根擀面杖,像在食堂抡勺子一样抡起来,划了个完整的弧线,落到陈金芳的天灵盖上。

  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擀面杖扑棱掉到地上。门外两个看热闹的邻居叫起来:“出人命啦!”而这时候,还是默不作声的许福龙比较冷静,他弯腰抱起陈金芳,撞开门,往医务室跑去。一大群人沸反盈天地经过时,我不由自主地往旁边让了两步,同时看见陈金芳在她姐夫胳膊上起伏的身体弧线,看见她的胸脯大幅度地隆起、下降。我还看见黑红色的黏稠的液体顺着她的脖子流下来,稀稀拉拉地洒在地上。此后的两天,在上学的路上,我都能看到陈金芳洒在水泥路面上的血迹。那些血滴还算新鲜的时候,被清晨的阳光照耀得颇为灿烂,远看像是开了一串星星点点的花,是迎国庆时大院儿门口摆放的“串儿红”。没过多久,血就干涸污浊了,被蚂蚁啃掉了,被车轮带走了。而那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后果,则是陈金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终于留在了北京。她继续沉默着出现在学校里,被同学们排挤、欺负,也继续在暗夜里来到我窗下,听我拉琴。

  但自始至终,我也没有隔窗与她说过一句话。


…………


*创作谈选自《小说选刊》,小说节选自《十月》,原刊编辑:季亚娅

插图来自摄图网和其他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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